新闻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作者:谢晶晶;韩胜杰 来源:金融时报 发布时间:2025-03-27 阅读量:

金融时报3月24日电 题:数字技术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对外贸易发展”,并从“加大稳外贸政策力度”“培育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当前,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不断拓展着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未来面对趋于复杂的外部环境,从中国市场走向全球市场,“中国制造”要加速向“中国智造”跨越。为此,本期《理论研究》邀请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盛力,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

盛力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荣誉教授。长期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及旅游城市管治的研究,在相关领域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百余篇论文。

首提“新型离岸贸易”,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金融时报》记者: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新型离岸贸易”,并对“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等作出具体部署。您认为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能否举例说明数字技术如何打破地域限制,促进资源高效配置与协同发展?

盛力: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我看来,面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困境,制度型开放旨在实现制度标准与治理体系的国际协同,其涵盖两层应有之义:一是主动对接国际通行的规则与标准;二是通过制度和理念创新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者,为各类跨境经济活动提供坚实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保障,使市场准入、投资环境和贸易规则更加透明和稳定。“新型离岸贸易”就是在此制度环境下兴起的,其货物交易不涉及我国一线关境或不纳入海关统计。相比传统模式,其借助数字技术与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深度融合,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实现了更高效、更低成本的跨境交易。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数字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数字资源已经成为当今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数字技术更是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引擎,为区域合作搭建了“数字桥梁”,弱化了地理空间对要素流动的约束,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流动效率,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和成本;同时,通过精准匹配供需促进了金融、供应链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现了资源与市场的有效配置,推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跨越发展。

举例来说,我曾做过有关中欧班列的研究,其沿线在基础设施、物流效率、合作标准等方面存在制度规则对接不畅的问题,制约了班列的运营能力。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嵌入,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为中欧班列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连接了班列运营部门、铁路运输部门、海关检查部门、货运代理机构、银行、托运人、收货人等参与方,促进了物流运输流程、托运人征信、融资状态等信息的安全共享,极大简化了运输流程,降低了运输成本,增进了各方之间的信任关系。目前,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也在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例如,上合经贸综合服务平台首创对俄海港口岸报关单“一单两报”,并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可信跨境服务联盟网络,该网络借助区块链的多方签名、备份、交叉验证以及不可篡改特性,形成数字化的“联盟一单”,确保物流贸易的唯一性、真实性和原始性,助力打造国际物流贸易金融生态圈。

数字赋能区域经济合作的挑战与瓶颈

《金融时报》记者:在推动区域经济数字化合作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如数据共享壁垒、技术标准不统一等)?如何解决这些挑战以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的潜力?

盛力:我认为在推动区域经济数字化合作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技术标准、数据治理这三大方面的数字鸿沟是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数字经济合作的动力。根据国际电信联盟2024年报告的数据,当前全球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未接入互联网,且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水平限制,这些国家的网络覆盖、云计算服务及数据中心的布局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以上合组织成员国为例,中亚、南亚等国的数字基础设施远落后于中国、俄罗斯等核心成员国,这严重制约了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也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二是技术标准与规则的碎片化阻碍了区域内资源和信息的高效整合与利用。不同国家在数据隐私保护、信息安全和商业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不同利益诉求,数字产品税收、电子支付标准、通信协议等规则也缺乏统一性,这使得各国在数字平台建设和区域跨境系统互联互通方面遭遇困难,可能影响数字经济合作的整体效率。

三是在数据治理上,各国的立场和政策存在分歧,技术先发国家倾向于构建数据自由流动秩序以巩固数字霸权,而发展中经济体则更关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例如,《美墨加协定》(USMC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包含支持跨境数据流动的条款,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则在允许数据跨境流动的同时赋予各缔约方基于国家安全实施管制的权利,这反映了区域国家在推进数字合作进程中面临的权力博弈。

数字技术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潜力巨大,各国需综合施策破除障碍。首先,应设立区域性数字发展基金,加大对技术后发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优化算力资源的区域配置,营造均衡发展的环境。其次,加强跨境数字协作与技术交流,通过定期政策对话和多边合作,推动法律法规与监管标准协同,对接国际高标准,构建开放兼容的数字平台体系。最后,完善数字治理协同机制,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机制,制定跨国数据治理规范,明确数据流通和利用标准,打破信息孤岛,促进资源高效整合,推动区域合作深度嵌入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政府在数字赋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

《金融时报》记者: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数字化合作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目前有哪些政策或措施正在支持区域经济合作的数字化转型?

盛力:如今科技巨头正在通过其技术和市场影响力逐步渗透国家治理体系,重塑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已成为具备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新型权力主体。在解读政府在区域经济数字化合作中的角色和作用时,如果忽略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战略误判。基于这一变化,从国内层面来讲,政府在平台经济中已不再是单一的监管者,更是战略合作者和数字生态培育者,一方面依靠大型平台公司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例如推进数字经济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另一方面着力推进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区域整体数字化升级提供坚实保障。而在区域层面,政府还是不可或缺的数字政策协调者和监管者。作为协调者,政府通过协商数字政策、统一规则标准、构建区域合作框架推动区域数字市场整合;作为监管者,政府通过立法限制大型平台企业的数据垄断,如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加强对科技巨头的数据使用和隐私保护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关键数据境内存储,防止“数据殖民”现象。

当前,全球治理向区域层面下沉,各国也积极通过政策协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在亚太地区,中国与多个东盟国家签署了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将数字经济专章纳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在欧亚地区,中国通过政策安排和平台搭建深化区域数字合作,推动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合作的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数字化转型领域合作的声明》等文件,设立数字经济工作组,成立大数据合作中心和大数据共享交换枢纽等专门机构;在全球南方,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签署首份数字经济合作专门文件《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其中涵盖数字认证、电子支付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为金砖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指明了未来方向和重点领域。

科技创新协同的新机遇

《金融时报》记者:数字技术推动科技创新,以上合组织为例,各成员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领域如何开展协同创新?在创新合作过程中,如何实现科研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盛力: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语境下,上合组织也将数字领域合作确立为前沿合作议程和战略优先方向,而中国始终是上合组织数字合作的中流砥柱。去年,我有幸参与上合青年交流营活动,在陪同外方代表参观走访上合·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海尔卡奥斯生态体验中心、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等创新场景时,多个代表团现场表达了在上合框架下签署创业孵化器的合作意愿。今年是“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年”,值此特殊节点,成员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合作将持续引发关注。

未来,主要可以从“制度支撑”和“平台建设”双轨推动成员国协同创新。在制度创新层面,应着力完善制度框架支撑,在既有《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合作的构想》《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声明》等文件的基础上,完善联合科研项目的全流程管理机制,启动信息通信技术部门负责人会议机制。在平台建设层面,应打造“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链,依托上合组织大学深化数字经济领域经验和知识的交流,联合设立跨国研发中心和实验室,共同开展数字化、创新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联合攻关和项目协作。同时,通过定期组织“中国—上合组织数字技术创新发展论坛”、举办国际合作展等方式构建常态化对话机制和合作网络。

关于如何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我认为可以从两大方向着手。其一,依托中国在第五代通信技术(5G)、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推动数字基建互联互通。中国参与投资建设的中吉乌跨境光缆、中俄国际数据通道等项目,切实提高了区域数据传输效率,从而系统性推进了区域数字底座建设。其二,继续发挥上合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优势,着力推动数字成果共享。中国推出的上合经贸综服平台当前已囊括国内外贸易企业、综合性企业、银行、物流企业、外商协会、跨境电商、国内代理企业及部分国外政府部门等多方主体,多维度提供上合贸易数据的智能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动态演示,切实推动了全区域贸易数据、金融信息实现可交换、可查询和可追溯。

未来数字赋能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与展望

《金融时报》记者:未来数字技术将如何进一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赋能区域经济合作有哪些新的机遇与方向?

盛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升级迭代和广泛应用不仅催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更为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动力。我认为,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价值在于通过重塑价值链推动产业分工深度整合,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率,进而衍生出数字化的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此外,数字技术的嵌入也带来了区域经济合作范式的结构性革新,催生了“数字走廊”“数字经济带”“数字试验区”等新模式,从而构建起以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规则协同、智能基础设施互联为特征的新型合作框架,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这也迫使各国政府加快推动跨区域数据标准改革,为区域经济合作筑牢制度保障。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认为未来高端制造业、网络科技、绿色产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大有可为。高端制造业是国家产业链升级的核心,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其凭借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与生产,能够有效降低对外部技术和市场的依赖,增强区域内产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网络科技是数字经济的基石,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打破地域间信息孤岛,实现区域内外技术、人才和资本的高效整合,提升跨区域业务协同和服务效率。绿色产业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广泛应用,例如通过数字化平台对能源数据的精准管理和调控,有助于在区域范围内推动绿色转型,构筑完善的区域绿色生态体系。

(图片紫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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